19 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的一个耕读世家，先后诞生了三位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立下了卓著功勋的革命英烈。他们就是被誉为“祥云人民的优秀儿子、马列主义的播火先驱、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王氏三杰”——王德三（原名王懋廷 1898-1930）、王复生（原名王濡廷 1896-1936）、王馨廷（ 1908-1924）烈士。本文主要介绍王德三、王复生两位烈士。
　　二十年代初期，兄弟三人满怀强烈的求知欲望，为追求新知识，探索新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豁达开明的父亲的支持下，先后到达北京城。王复生、王德三先后于 1916年、 1920年考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并先后参加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复生还是该会的 19个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王复生、王德三先后于 1921、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的第一批战士。并为陕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时期，王复生、王德三南下广州，投身国民革命。为了加强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1927年 2月，中共广东区委派王德三、王复生回云南工作，王德三担任省临委书记，后又当选为省委书记，王复生负责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组织），主持党务，兄弟二人同时在一个省主持国共两党党务，共同领导全省党组织和人民，开展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 1930年 12月 31日，王德三在昆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 32岁。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复生身份暴露后，遂离开云南，之后受党中央指派到东北恢复中共党的组织，担任齐齐哈尔党组织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仍坚持反伪满和抗击日寇的活动， 1936年 8月 15日，为日本宪兵所杀害，年仅 40岁。
　　王德三、王复生烈士虽然英年早逝，但为后人留下的著述颇丰。“青山有幸埋忠骨”，云南省档案馆有幸珍藏了几经浩劫保存下来的两位烈士的部分书简，即王德三烈士亲自编写的《夷经》复印件以及 1983年由烈士亲属捐献的王复生烈士日记原件。《夷经》最初写于 1927年，成书于 1930年，又被称作《苗族三字经》，全文共六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此，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迤南地区。曾派人到屏边等县做苗王王小章的统战工作。但由于王小章长期受汉人官僚的欺辱，对汉人十分仇视，杀害了派去工作的同志。王德三在总结血的教训后，认识到要团结各族人民起来革命，就必须启发、教育他们。王德三在省临委组织了“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专门讨论迤南问题，提出“党应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等观点。为此，王德三编写了《夷经》。《夷经》以苗族同胞为主要宣传对象，向少数民族宣传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鼓励他们“齐心联合挣天下”，“土地革命世界新”。语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音韵表达与滇南少数民族语言表达习惯一致。如文中“汉人为哪样要压夷”、“苗夷亲怎个才有好日子过”。在内容上则从远到近，谈古论今，深入浅出地讲述革命道理，因而在滇南少数民族群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鼓舞了民族兄弟的斗志。
　　王复生烈士的日记，记录了他从中学到大学时的思想言行，反映了烈士由一个莘莘学子发展为中国共产主义播火先驱的心路历程。日记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 、求学生活：这部分记述了烈士在大理、昆明、北京等地求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烈士对待学业都是一丝不苟，惜时如金。可谓自律甚严、自责尤苛。如：“天气严寒，课毕后与友闲谈，故怠于自修，后当戒之。凡自修时不可以瑕及惰事，故害之”。通过阅读烈士日记，我们还可以看出，烈士虽体弱多病，但是在“知识救国”理想的鼓舞下，仍坚持不拔地游弋在知识的海洋中，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学者的气质。
　　二、远大理想。这是日记的精华部分。其中涉及对孙中山、黄兴等一些著名人物的评价，对当时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分析，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在参加了“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后，王复生看清了政府的残酷、腐败，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追求科学与民主转到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上，并开始探索社会解放的道路。他甚至将原名“濡廷”改为“复生”，他的日记也由更多记录学业转到对时政、对社会问题、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关注和研究上来。此时，他在日记的开篇即写道：“奋斗为人生所必由之径”，表达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念。而对一些不学无术、空谈革命和信仰的人，他为他们感到忧虑：“予近日深觉一般青年每于教新的各种主义思潮，惊其时髦，肆口泛纵。其实自己并未用力于学……”。
　　三、对亲情、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感悟与看法。字里行间浸透了烈士对亲人、对家庭浓浓的亲情挚爱，也不乏理性的思辨，读来感人，也给人启迪。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新婚不久，戏问妻说：‘你同我结婚满意吗？’他 [她 ]说：‘人家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不 ]满意你，满意别人吗？’妻说这两句话，可算是我们中国女性的写生了。嫁鸡便要拿着爱人的全力爱鸡，嫁狗便要拿爱人的全力去从狗，这种形式上的生活，还有人生的意味吗？”。但在如何对待家庭和报效国家上，他认为侍奉双亲和报效国家都很重要，但当忠孝难以两全时，更应以国家、社会为重。
　　四是记录自然美景、风土人情，如苍山的雪景，祭祀等习俗活动。反映了烈士对生活的憧憬与热爱。如“课余散步北郊，登雉一眺，但见青天高原，树稀仓山，雪莹洱水，奔泻郊外，麦浪一碧万顷。山表野花，点缀雪畔，南风拂拂，鸟啭嘤嘤，其有心旷神怡之感”。又如他作于 1914年 4月 28日的题为《惜春》诗：“暇日偶步东榆市，卖花人去香满街。藉问二乔拮花女，不凋不零能几时”。
　　烈士书简，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认知烈士、了解烈士，研究历史的最有价值的材料。由于他们家学渊源，古文功底扎实，又同为中国最高学府所培育的学贯中西的精英，是典型的学者型革命家，因而其著述不仅文采激扬，字里行间浸透着感人的亲情挚爱，倾诉着忧国忧民，追求光明的革命情怀，洋溢着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作者：李燕，转载自云南省档案馆《建国前后的云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