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半身照
　　 （省档案馆 和丽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诗人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代表劳动人民心声和意志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共和国代国歌。从此我们不论在何时何地，每当听到和唱起它都会令人回肠荡气，感奋不已，词曲飞溅灼热的火花，叫人心血鼎沸。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和作者才气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世界上被最多的人传唱的歌曲。
　　聂耳脍炙人口的作品绝不仅限于《义勇军进行曲》，他创作的数十首歌曲多为至大至正之声，救亡御侮之词，反映劳苦群众的心声，数十年来广泛流传，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聂耳也被誉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聂耳学名聂守信，字子义，祖藉玉溪，1912年出生于昆明市甬道街一个清贫的中医之家。守信少颖异，好音乐而擅长所见所用乐器。1919年就学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1924年进联合中学，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30年秋季毕业后赴上海，考入“明月歌舞社”任小提琴师，1933年到北平任音专教师，不久，返回上海，任百代公司音乐部主任。中学时代在昆明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当时风华正茂，力倡“为大众呐喊”，主张力反风行歌坛的靡靡之音。积极参与左翼新兴文艺之音乐、电影、戏剧活动，以实现自己的信念和主张。在祖国危难日益深重之时，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扬子江暴风雨》、《码头工人之歌》、《新的女性》等30 余首震撼时代的歌曲。
　　聂耳在短短的24年的生命旅程中创作了这么多的经典之作，不容置疑他是音乐大家，是艺术天才，同时他也是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活泼开朗的年轻人，他总能带给周围的人以快乐。
　　聂耳天真活泼爱唱爱跳。口琴风琴管乐弦乐，样样都能，特别是小提琴更是他的特长，只要有空他总是歌不离口，琴不离手，无论你有多大烦恼，只要听到他的琴声，就能愁颜顿消。
　　聂耳非常擅长于表演和模仿，同乡会上、课余饭后，聂耳的即兴表演，让许多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有时学鸡叫、狗咬、老鼠打架，有时扮作堂馆，用道地的玉溪腔吆喝“一碗潺肉饵块…，潺肉饵块一碗...，免底、免红…”，有时学四川话、日本话，甚至扮做非洲土人，跳起了火奴鲁鲁的“土风舞”，他的滑稽舞更是精彩多姿，时而像小猴攀树，想而又如猛虎扑食，观者无不啧啧称叹。他那惟妙惟肖的表演，逗得在座同乡捧腹大笑，让远离家乡的人们既好笑，又亲切，顿时忘了思乡的愁绪。
　　由于他非凡的艺术天才，颇得在昆各校进步师生们的喜爱，凡是排演文明剧（话剧)，多要特邀聂耳亲临指导，而聂耳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除耐心辅导外，一些难演的角色，他还主动承担扮演。不论什么角色，经他一演，都能形象鲜明，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很多人觉得聂耳是“天才”，他的成就仰赖于他的天赋，但接触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聂耳在音乐和语言上固然有他的天赋条件，但更重要的在于他刻苦学习，勇于实践，他的天才不仅仅来源于他的天分，更多的来源于他的勤奋。
　　聂耳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学习各种知识。聂耳初到北平，“国语”讲得不太好，旅平学会有一个炊事员老赵，是道地的北平人，讲一口标准的“北平腔”。聂耳就经常抽空到厨房去，边帮老赵烧火，边和老赵聊天，留心学习老赵的吐字发音。没用多长时间，聂耳就能讲一口标准的北平话，连云南老乡也听不出丝毫的昆明音。
　　1932年，他在补习学校学过日语和英语。1933年他在上海先后找了两位外国老师学习提琴，一位是意大利的Podushka 教授，又向当时国立音专的作曲系主任、有名的作曲和钢琴家（俄国人) AksAkoff 教授学习钢琴和作曲，直到他到日本前为止。
　　聂耳除了努力学习西洋乐器外，还热心收集各地民歌、民谣和地方戏曲，他特别喜欢云南花灯和云南民歌，经常哼唱〈玉峨朗〉、〈放羊调〉等花灯曲牌，凡有云南老乡来，他就忙着收集花灯板和其它民歌、滇戏唱腔和洞经音乐。他还经常写信给亲友收集有关资料。他创作的器乐合奏曲《翠湖春晓》就是在洞经调《宏仁桂》的基础上改编和创作的，他写的电影插曲《山野情歌》也是在云南花灯调《玉峨朗》的基础上改写成的。
　　聂耳平时生活相当艰苦。他把工资的很大一部分用来交学费。刚到“明月”工作时工资很低，后来在“百代”和“联华”二厂时，每月也只不过七、八十元国币。每月光学钢琴和作曲的学费就要付40元、钢琴租金10元，还要买音乐书刊，其生活情况可想而知。聂耳经常向朋友说：“我宁愿吃大饼，也不愿欠学费"，为了交学费和解决吃饭问题，他不得不每天晚上去北京饭店舞场，或前门舞厅做小提琴伴奏，用伴奏得来的微薄收入交纳学费和伙食费，就这样，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小提琴，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练习，晚上伴奏回来也要练上一阵子。除了学习以外，他舍不得花钱，直到十月底，还穿着夹衣。
　　聂耳工作十分紧张，时间安排得相当紧凑，据他的同学王旦东回忆，他经常是早上五点以前就起床，练上一个半小时提琴，然后到公司练一小时钢琴，接着上班。当时，上班也非常紧张，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下班后，或是去学钢琴、提琴，或是作曲，每周还要抽两个晚上去“联华声乐团”上课，回到宿舍后，还自学或练提琴，很少在十二点以前睡觉。给人的印像是，他好像在跟时间赛跑一样，老是想抢在时间前面，多学些东西、多做些工作。
　　聂耳工作这样紧张、学习这样刻苦，但他总是那样乐观、充满活力，好像在他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且不知道疲倦似的，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热爱音乐，热爱艺术，他特别喜政孩子，总是用各种方法来逗孩子们高兴，他热爱体育，下雪天都坚持用冷水擦身体。他的热情也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和他在一起相处，总是感到快乐和融洽。
　　1934年创作《码头工人歌》时，有一天傍晚，聂耳的同学到黄浦滩公园去散步，无意间看到聂耳靠在码头上的矮墙边，右耳上面夹着半截铅笔，手里拿一个硬壳抄本，正专心致志地在倾听着什么，不时摘下铅笔飞快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看他的表情，平时那有说有笑，风趣横生的神态不见了，显得格外严肃、认真.好像正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时的黄浦滩码头，正停放着几艘外国巨轮，搬运工人们正低着头、弯着腰，一个接一个地背着大麻袋、大篾箱从轮船上往下搬。货物压得工人们汗珠直往下滚，“唉嘿哟嗬”的号子和工头的吆喝声响彻了码头，同学们后来才知道聂耳是为创作《码头工人歌》而去；聂耳创作完成后，向大家征求意见，他深沉地低声哼唱“唉嘿哟嗬”时，沉重的气氛笼罩了小屋，每个人的心上，好像压上了铅块一样沉重。哼完了，聂耳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同学们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时，黄浦滩码头的情景又仿佛在眼前重现，重压下的工人们发自肺腑的呼号声，还宛如在耳。
　　1934年底，聂耳接受了《新女性》作曲任务，开始，他感到困难，曾对同学王旦东说“我对女工生活和生产情况不熟悉，歌词又长，情绪的表现比较复杂，不易掌握,……”，但他还是毅然承担下来。那时，聂耳住在霞飞路曹家弄口，为了熟悉女工情况，他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冒着严寒，饿着肚子，跑到泸西小纱渡路、胶州路和澳门路一带的纱厂去体验生活，还曾遭到纱厂工头的搜查和辱骂，就这样，他熟悉了女工的生活，经过艰苦的创造劳动，终于完成了《新女性》作曲任务。
　　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大地，就在这祖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直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奋战的革命戏剧家、诗人田汉，决定撰写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田汉以他惯常的激情，敏捷的才思，很快就拟出了电影文学故事的梗概，其中影片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诗稿，就是后来成为影片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田汉在完成影片故事后即遭逮捕，这曲歌词是他在被捕前仓促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水漂湿，字迹模糊。化名陈瑜。田汉被捕后由夏衍接手剧本创作，很快便完成了剧本《风云儿女》的剧本。
　　聂耳当时也面临着白色恐怖迫害的威胁。他己得知反动派即将逮捕他。党组织决定，要聂耳出国暂避，取道日本去欧洲、苏联，以求在音乐上继续深造。聂耳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畏缩懈怠。他抓紧离国前短暂的时间，到处抢工作做，主动从夏衍手中“抢”过歌词，说“作曲交给我干”，接着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中。在他出国前夕，谱出了初稿，到日本后不久，又寄回了经过修改的定稿歌谱。
　　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首次刊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接着又灌制了唱片，同年7月《风云儿女》首映，上海到处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后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救亡歌咏的热潮，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聂耳创作的歌曲，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 ,唱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唱彻整个神州大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
　　1940年以后，经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歌唱和灌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亨誉全球，在全世界传播，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和中国抗日战争中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高昂的战歌。
　　令人痛惜的是，1935年7月17日，在聂耳取道日本，赴苏联深造，途中，与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逝世，年仅二十四岁。《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成为聂耳的千古绝唱。
　　1949 年9 月27 日，《义勇军进行曲》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定为国歌。2004年春天，全国人大把《义勇军进行曲》庄严地写入宪法，以维护国歌的稳定性，权威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感和荣誉感。这支历经半个多世纪，曾经鼓舞亿万各族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战歌，今天仍然鼓舞激励着我们为建设繁荣、富强、统一的祖国奋发图强。
　　聂耳逝世后骨灰由其挚友张天虚携归祖国，葬于昆明西山后南峰高峤、华亭寺之间，墓志铭由徐家瑞撰写。1954年人民政府培修时，碑铭又由郭沫若重撰，1980年5月13日迁葬于昆明西山太华寺至龙门之间，墓碑精雕郭沫若撰书之墓志铭，七块晶莹墨石横书“人民音乐家聂耳墓”。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歌雄壮高昂的旋作伴随着中国人民走向世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歌并寿而永垂不朽。”　　

    聂耳的逝世让人不禁扼腕叹息，聂耳犹如划过天际的璀璨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留下了一道灿烂耀眼的轨迹，永远映照着历史的天空。
　　（照片由玉溪市档案馆提供）
　　

　　《回春之曲》话剧在上海演出时，聂耳等人弹六弦琴为演员伴奏


　　
　　1933年，聂耳在《城市之夜》中扮演乐手


　　
　　1950年7月15-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音乐节昆明各界举行隆重的音乐周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及聂耳逝世十五周年，音乐周安排了歌咏比赛，集体为聂耳扫墓、慰问聂耳家属等活动


　　1946年云南省最边远的昭通彝良牛街县用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改写的《牛街改治进行曲》，可见1946年《义勇军进行曲》的流传就已非常广泛


　　1945年云南省教育厅关于表彰聂耳等已故名人以为后世楷模的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