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前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为留住历史瞬间提供了莫大便利。法驻滇总领事方苏雅于 1898年到 1904年驻守云南，使用才发明不久的照相机广泛拍摄当时云南各地、尤其是云南府（昆明）的政治经济文化、城池防御、军队演练、民风民俗等场景，大肆搜罗情报。留下了数千张玻璃底片并将其中部分带回法国。在近百年之后，由殷晓俊先生在昆明、京城等地掀起了百年老照片世纪回眸热潮。却又有几人知道，那时，方曾与法越总督杜美合谋私运军火入滇，欲以驻越法军沿滇越铁路攻占云南。因事有不密，被厘金查卡查获，法人 “闯关夺局”，强行将军火抢回并藏于法国教堂（昆明平政街），引发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焚毁教堂的“昆明教案”。
　　存于云南省档案馆的清代云贵总督衙门档案中有当时云贵总督丁振铎给光绪皇帝的奏折，详情奏报法领事私运军火激起昆明士绅及民众焚毁教堂一事。著名爱国志士杨振鸿先生《法人窥伺云南之渐》的叙述更使后人清楚地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
　　“……光绪二十五年，（法）派有领事方苏雅驻滇，协办铁路事务，同时派有陆军大尉柯里格氏等数人，假购营马为名，遍历探查险要，甫经归越，即与都墨氏谋实行取滇，为出我不意攻我不备之计，而都墨氏乃素所怀抱者。当即密电领事方苏雅，俾刻期赶归，商办行军事机。同谋先伏兵滇省作内外夹攻，期易奏效。时分发四十驮军械，由领事方苏雅暗输入滇，随带越兵一百余人，道经河口、蒙自，而滇官吏毫无知觉。幸英人税务司泄露事机，一时物议纷腾，人心惶恐，即 酿成烧教堂之暴动。都墨氏得警告，愈幸师出有名，即发大军至我边界之龙膊，势欲灭此而朝食也。适值北京义和团事起，驻北京法公使电调越兵北上，都墨氏乃不得已解滇围，此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关头，记之记之，庚子五月十四日也。”
　　罗养儒的《纪我所知集》中曾记录有昆明教案亲历者叶梓良的回忆：
　　是事之作成，当时则有人云：是云南法领事方苏雅，私运军火至省城，被六城厘金总局将其军火抬出，将军火扣留。法领事方苏雅则派人持枪到局，将其军火抬走，便藏于天主堂内。昆明团总陈某（指陈荣昌）闻，乃发滚单（清代官府下发给甲首，要其挨次催交田赋的文书），号召四十八堡乡团各遣十人来城，同往天主堂，威胁教士交出军火，后则有人向陈阻止，于是四十八堡之乡团竟未集合前来。只有一些居于省垣附近的乡人，裹同着城内外之游民数十，……突然聚众成百，往打天主堂溯源宫及耶稣堂之事。至云火烧狗饭田教堂，此纯一班乡民之举动，城上游民实无与焉……一班打毁教堂与焚烧教堂者，无非掳掠得教士们之一些什物，……若源宫内，直无一可抢之物，尚输去两颗人头矣……。
　　英人泄露此事，旨在阻止法国强占先机；而法国欲以武力入侵，是与英争夺云南的结果。云南人民的反抗成为法国殖民者期待已久的进攻借口。丁振铎的奏章写道：“自缅、越失陷……英法以接壤为利，竞起垂涎。近年游历洋员，往来络绎，熟知边地险要，滇力不足自防，狡焉思逞，益存玩视。其相持不遽轻发者，殆欲谋定而动，乘衅以为进取……去岁蒙自烧关，及省城圆通寺滋闹，法人不耐龃龉，已有兵力办理之意。今年四月，法领事方苏雅蓦运军火，始终硬抗，至激成五月十四日烧抢教堂之案……方苏雅久居中国，并非不谙交涉，今异味横狡，不就调停，实受越督都梅（杜美）唆指。明知滇民多疑轻愤，借此挑衅生端，为改废约章肆所欲为之地。”是时，方苏雅在到处拍照的同时绘制的昆明形势图，标明昆明的城池防御位置、各城门通往官衙的路径以及重要官衙所在，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一份进攻昆明的路线图，而绝非通常意义的导游地图。
　　津京义和团运动暂时解了昆明教案之围，集结边地的法军被调北上，参加八国联军进攻津京。《辛丑条约》签订后，法英以赔偿教堂损失为由，迫使清政府向法国赔偿白银 12万两并同意在云南七处府厅开采矿产，导致“七府矿权”丧失。
　　
　　（作者：吴强 摘自云南省档案馆《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