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九省通商门户洞开，洋货遍布中国城乡。地处边陲的云南也因口岸打开，滇越铁路通车，英法逼处，置身于抵制洋货的前沿。
　　档案中反映出云南进出口贸易逆差明显加大，“……凡我市面销场，人民日用，几乎无一非洋货所充斥矣。入口货以棉花、棉纱、棉布、意大利布、小呢、毕叽、洋火、煤油为大宗。余如洋铁货、磁货、石碱、洋伞、燕窝、海带、干鱼等类，销数亦巨。”而“出口物以黄丝（四川省产、滇省仅产少数，不过百分之五六耳）、石黄（大理、楚雄一带产，每驿运费过于本金）、牛皮、牛角数者为大宗。余则如铁锅、纸张、篾帽、鸡鸭蛋、底线、棕盖等类……出口之少已不堪言”；蒙自海关在滇越铁路通车前的 1909年进口棉花 57660担，次年通车后猛增至 84791担；洋货来势汹汹，少部分本地商人目光短浅，为谋利益“作洋人贩货之奴隶”，尚在萌芽状态的滇省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刺激和巨大打击，国货土货自然居于劣势。这种局面，引起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据光绪三十四年（ 1909年）《云南地方志》载，“云南出口无货，商务前途，甚为危险。且洋人关三处蒙自、腾越、思茅入洋货日盛一日，若不设法振兴，以求抵御，将来缅、越铁路一通，滇人生路绝矣”。
　　为抵制洋货，求得发展，仿制外国机器、设备和产品，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清末劝业道的官方文书中有许多云南人发明（仿制）各种机器申请专利的文件。某县一乡民发明了一台由多个齿轮连动的脚踏通绳机，据称能提高工效若干倍，当他将设计图纸、说明书呈至劝业道时，很得赏识，当即命劝业局机器厂试制。这一时期，水电业石龙坝水电站，制革业陆军制革总厂和云南制革厂，火柴业丽日、云兴、复盛、利华等公司，卷烟业天森茂、南洋兄弟、亚细亚等公司，官营制币厂、印刷局等地方民族企业纷纷创立改革，引进外洋先进技术，进口原材料，用发展自身的积极行动抵制洋货的侵蚀。这一行动一直延续到抗战前夕，新兴了一批有影响的民族工商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 作者：吴强，转载自云南省档案馆《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