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无视民族矛盾上升，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国情，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抗日民主运动进行疯狂镇压的同时，调集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多次围剿，但都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终。 1933年 10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军队， 200架飞机，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但此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在这一紧要关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党内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就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造成中央苏区局势严重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1934年 10月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蒋介石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先后设置了四道坚固的封锁线，调集重兵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红军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提出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的正确方针， 1935年 1月，红军打败了贵州军阀的 4个团，强渡乌江天险，占领了遵义城。
　　为了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红军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经过整编，轻装前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神速周旋，直逼贵阳，使坐阵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急忙调集滇军前来增援。等到滇军入黔时，红军主力又火速前进，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以一天 120里的急速，分别在皎平渡口、树桔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争取了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从 1935年 2月 4日进入云南威信县扎西，到 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共在云南境内活动了 24天，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富源、曲靖、沾益、寻甸、马龙、嵩明、宣威、会泽、东川、富民、禄劝、武定、元谋和昆明官渡、西山区等 18个县区，先后攻占了 10座县城。这期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威信县“鸡鸣三省”的水田寨、大渡河、扎西县城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从组织上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在扎西进行了部队整编，从此使红军摆脱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1935 年 11月，转战于湘鄂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在贺龙、任弼时的率领下，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并于 1936年 2月进入贵州和云南境内，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乌蒙山区展开了千里回旋战斗。从 3月 6日红军进入滇东的彝良到 5月中旬离开滇西北迪庆中甸，红二、六军团先后在云南活动了两个多月，经历了乌蒙回旋、直逼昆明、横扫滇西、翻越雪山入藏区等艰苦的战斗历程，经过了彝良、镇雄、富源、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富民、禄丰、盐兴、罗次、广通、楚雄、牟定、南华、大姚、姚安、盐丰、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官渡区及西山区等 28个县区，攻克县城 13座，取得了在石鼓渡过金沙江，摆脱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胜利。在迪庆高原稍作修整和筹粮，并于 1936年 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过云南，在云南及其各族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长征过云南，给在边疆地区长期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从而坚定了他们对敌斗争的革命信念和顽强战斗的决心。红军长征过云南，其沿途所到之处，都向各族人民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实际行动，树立了正义之师的形象，从而赢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爱戴和支持。沿途百姓有的为红军筹粮，作向导，当翻译；有的不顾安危掩护和护理红军伤病员；有的弃家别亲，参加红军，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至今留传。红军长征过云南，为云南留下了一大批干部战士，给云南的革命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1935年 2月，中央红军在威信扎西整编部队后，就在红军中抽调了一批干部战士，与原川滇黔边区的游击队汇合，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转载自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百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