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档案局 任虹）我是一个档案工作者，一直想提笔写写听父母讲的过去的点滴家事，由于忙于工作事务而没挤出时间；今年 2月 16日母亲病逝， 5月 13日父亲又永远离开了我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父母相继离去，那种伤感和思念总是缠绕着自己而不能自拔。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之即，谨以此文纪念我逝去的父母和先辈们。
　　我家原本姓史
　　我爸爸叫任萍（曾用名 任平），原名叫史炳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在兰州读初中时，有年冬天的一天，天下着大雪，我放学回家在奶奶的房间里，见有个穿着毛皮大衣、大头皮鞋的人正在和奶奶说话，我很好奇的看着他，妈妈进来告诉我说：“这是你的大表哥，是你姑姑的亲生儿子。”那时大表哥在吉林的一个科研单位工作，文革开始，因为受到他父亲郭洪涛（被交通界誉为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原中顾委委员、国家经委副主任、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会长）被停职下放的影响，他也受到牵连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时，我的三表哥（是个优秀的军队飞行员）也被停飞了。在“靠边站”期间，他第一次来看望奶奶和爸爸。
　　就在那天，我才知道我家原本姓史，我有一个亲姑姑叫史秀芸，是爸爸的胞姐，她是 陕北妇女工作创始人之一， 13岁加入 中国 共产主 义青年团， 19岁就是中共正式党员， 是 中共 “七大 ”代表，后被选为全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委员。 1934年 5月，姑姑与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谢子长成了婚，婚后几个月，谢子长在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姑姑受命去照顾，她带着谢子长唯一的儿子谢绍明陪伴姑夫到病逝。（谢绍明和爸爸是 鲁迅师范附设小学班的同学，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作。）
　　谢子长去世后，姑姑又与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的郭洪涛结了婚（大约 1940年），婚后育有三子。 1945年 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的姑夫郭洪涛很快就接到了去东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通知，当年的 9月下旬动身，临走时，姑姑一家和爸爸匆忙见了一面，之后爸爸就再也没有见过姑姑。
　　姑姑常年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下闹革命，伤魔积劳成疾，使得她的心脏不堪负重，患有严重的心肌炎，但她仍然坚持工作；她从不以领导自居，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重病期间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在她弥留之际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为她做新衣服，穿上旧的送她走就可以了。 1948 年 12月 19日姑姑病逝 于 吉林 ，年仅 32岁。听爸爸说在东北还有姑姑的半身铜像、纪念碑和陈列室，可惜我至今没机会去瞻仰。
　　 听妈妈说，全国解放后，姑姑的原警卫员到处打听史炳云的下落，有史秀芸的遗物要交给他的弟弟；同时也听说史秀芸的亲生母亲还在世，也在打听他儿子是否还活着的消息。说这事的人是妈妈的一个同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妈妈回到家把听到的一切告诉了爸爸；之后妈妈告诉那同事，说她认识史炳云（没暴露夫妻关系），可以给他们引见；不久，爸爸与姑姑的原警卫员联系上并拿到了姑姑的遗物，其中就有姑姑、姑父郭洪涛和他们三个儿子那张发黄的老照片。
　　听爸爸说，他小的时候家里很苦，姑姑比爸爸大几岁，她在村里闹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爷爷是红军的一个中医，随部队四处征战。为了维持家里生计，爸爸很小就去拣煤渣等补贴家用。由于姑姑闹革命影响很大，又和谢子长成了婚，爷爷也成了敌人追踪的对象；在一次战斗中爷爷被捕，在狱中被害牺牲。爷爷去世后，奶奶难以为计改嫁了，爸爸被姑姑接到了她的身边，之后到了延安，成为 1937年 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长徐特立在延安创办的鲁迅师范附设小学（后改为延安保小）班仅有的 18人之一，爸爸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陕北把他们称为“红小鬼”。也许是姑姑的意志遗传给了爸爸吧，他的这段革命家史很多人不曾知道，他也从不炫耀。由于爸爸根红苗正，一直在陕甘宁边区机要系统工作，根据工作性质，爸爸姓氏也改了好几次，最后叫任萍；解放后，爸爸没有把姓氏改回来，他说姓名就是一个“代号”，人们都称呼惯了，就不用再改了，所以我家原本姓史。
　　
　　我记忆中的奶奶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大概是 1968年底找到爸爸并来到爸爸身边的（那时她已孤身一人）。她是一个小脚（旧式缠足女子），那真是“三寸金莲”，走路很慢，一摇三晃，一口陕北安定（今子长县）话，用烟袋锅吸烟叶；在床上放案板盘着腿擀陕北杂面是老太太的绝活之一，那面擀的，提起来能透亮，特好吃，给我印象最为好奇和深刻。我的同学来家玩，学用陕北话与她交流，奶奶还以为是她乡党，高兴的不得了，会唠叨好几天，我们却在偷着乐。奶奶快 90岁那年（爸爸已在延安工作），她说要落叶归根，非闹着回老家，妈妈没办法只好同意，带着我们姊妹一起回陕北；到了延安后，爸爸安排哥哥送奶奶回了子长县；大约是奶奶回老家的第三年，爸爸接到县上通知说老太太不行了，爸爸就赶回老家了理后事。听爸爸说，奶奶去世是按照烈士家属待遇安葬的，送葬的人还很多呢。
　　爸爸是老“资格”
　　1983 年我结婚前，从西安到南昌第一次去拜见公婆时，心里有点怕，步入客厅，我躲在老公的背后，露出了一个脑袋，只听我公公（马继孔，原江西省人大主任）打趣的说：“你大家闺秀还怕什么！你爸爸是个红小鬼、老革命，资格比我还老呢；你姑姑和前任姑父谢子长的事我知道的，现任姑父郭洪涛我认识，在山东工作时是我的上级，瘦小老头一个，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爽朗的笑声释去了我的紧张，拉家常中我知道了“老爷子”还是很了解我的家史、人物的，当然这也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
　　1985 年的夏天，姑父郭洪涛来陕西调研检查工作，我陪爸爸一起去西安看望。聊家常时他问我：“嫁人么，”我告诉他“嫁了，还没调过去”“还要调哪里？”“江西南昌”“什么人家？”“公公叫马继孔”。姑父大笑着说：“我认识他，山东人、大胖子，一头白发，走起路来腾腾的，别看他当过省委书记，你的爸爸资格比他还老呢 ………。”由此姑父问爸爸进步有多大（职位有多高）了，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事情？爸爸说： “我离休后，生活得很好。我的文化水平不高，职位高低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重要的，和牺牲了的姐姐、战友相比，我能够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和祖国一起成长这就够了，你就放心吧”。
　　2004 年 3月 12日 郭洪涛在北京逝世，由于爸爸身体原因，委派哥哥去北京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第二年，哥哥又参加了郭洪涛铜像在米脂县落成典礼。
　　我的爸爸和妈妈
　　1947 年 5月，爸爸离开延安调到西北局工作，后又到了商洛军分区电台部工作。听爸爸说，他就是在商洛认识的妈妈；在一次部队为老百姓进户分粮时，爸爸来到了妈妈家，那时候，妈妈家人多粮少，日子过得挺苦；妈妈是老大，爸爸就对姥姥说：“我们部队正招兵呢，把你大闺女送到部队去当兵吧，参加革命多好呀，还可以给你家省张嘴；”姥姥是个明理的老人，听爸爸这样说后真的就送大女儿当了兵，参军后妈妈被分配到电台当了报务员。
　　妈妈说，爸爸是战斗结束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女兵们对爸爸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战斗结束，他总是换上干净的白色上衣，牵着一头大白马，后面跟着警卫员，其帅气和神气劲在当时是很显眼的，象个“老帅哥”。爸爸承担的是部队机要工作，战争年代向他们这样大龄的“革命男人”是不能自己随便找对象的。听爸爸说，他曾想与部队文工团的报幕员谈恋爱，她人长的漂亮乖巧，组织上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因为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大龄“革命男人”看见女兵心总是要“跑”的，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部队就把一些家庭历史清白、个人表现好的女兵分配给他们。妈妈年轻时长得清秀瘦小，当时分配给了一个团长，他嫌弃妈妈瘦小不中用，就对爸爸说，配你正好，给你吧！我选旁边那个胖的。就这样，妈妈歪打正着分配给了爸爸，成了“老帅哥”的媳妇。听妈妈说，幸好没嫁给那个团长，他脾气不好，结婚后总和他媳妇吵嘴打架。
　　爸爸和妈妈一生相爱，相敬如宾，以至于在妈妈去世不到三个月爸爸也随之而去，注定这一辈子他们都不分开。我觉得，从他们相识到离去，这真是一种缘分啊 …………。
　　逝者如斯夫，这就是我记忆里爸爸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愿我们的后辈铭记历史，愿革命先烈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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