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蔡锷

清朝末年的云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1911年 10月 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云南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积极响应，从 10月 16日至 28日十多天内，昆明地区同盟会员先后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最后决定于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凌晨 3时起义 (即 1911年 10月 30日深夜，或九月初九日深夜，故称“重九起义” )，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云南军都督府

10月 30日晚 8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发。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起义军终于控制了昆明。昆明起义成功，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迅速光复。辛亥云南起义获得了重大胜利。 11月 1日，起义官兵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 (即“大汉云南军政府” )于昆明五华山，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军政府成立后，发布宣言指出，云南起义的宗旨是要“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夷、苗各族结为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复国力”。并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军政府刚成立时，府内设参议院和参谋部、军政部、军务部三部，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就，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相当安定的省份之一。

云南军政府在其改革措施中，比较注意昆明的社会秩序。为建立新兴的秩序，改变古老的“日中为市”的旧俗，军政府甚至对昆明各商店的开门营业时间，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1912年 8月 28日，军政府巡警局致云南省商务总局的咨文中就说：“省城内各街铺户，积习相沿，每日早晨开铺时间，七、八、九钟不等，甚至有延至十点余钟始行开铺者。此种陋俗，殊非民国肇基，咸与维新之气象。……且早间贪眠，不特于事业难期发达，实于卫生上诸多妨碍。敝局职司警政，有正俗之责，应亟革此陋习。除拟定简明规则，出示晓喻，并通令各区，每日饬警认真查察外，相应备文咨清贵局查照。”

简明规则共六条：第一条，各街铺户统限以每日早七钟一律开市，如逾限始开者，按照时间每过半点钟，罚金二角。第二条，各铺户有本日因事停开者，须将理由先行报告本段派出所，转报备查。第三条，各铺户如早间有事故，须至午间或午后始开者，仍先报知本段派出所注明，以便稽查。第四条，各铺户无论有无事故，本日停闭不开而不先报知本段派出所者，仍以违规论，照第一条办理。第五条，凡受罚铺户，每旬由本管区局将招牌、职业、姓名、号数所罚金额，扬榜晓示。第六条，本规则定自阴历九月初一日为实行期。

云南军政府在对内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还先后派出滇军援川、援黔、援藏，支援邻省的斗争和反击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入侵，作出了贡献。

1913年底，蔡锷被调往北京，由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然而，这一时期窃踞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却大搞独裁卖国。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倒行逆施，更加不可一世，先任正式总统，再任终身总统，下令解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解散国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蓄谋复辟封建帝制，俨然当起“中华帝国”的“皇帝”来了。这样，反袁复辟的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云南各族人民积极投入了反袁斗争。

从 1915年 9月 11日到 11月 3日，在昆明的滇军军官曾先后三次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反袁武装起义问题。 12月 19日，蔡锷逃出北京后，辗转来到昆明，对云南反袁斗争是一个新的刺激。 12月 21日至 22日，滇军军官在唐继尧、蔡锷的参与下，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决定于 12月 25日宣布独立讨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5年 12月 25日，云南宣布独立，武装讨袁。消息传出后，顿时昆明“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这样，从云南开始的讨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云南宣布独立的同时，组织了讨袁护国军和护国军云南都督府，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为护国第一、二、三军总司令，又以唐继尧为护国军云南都督。 1916年初，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和出师之际，昆明各家铺户张灯结彩，悬挂国旗，并在大门上用红纸金笔书写“永护共和大纪念”字样。昆明马市口至南门一带，门联、彩布五彩缤纷。昆明各界群众又一次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 !”“拥护民主共和 !”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

护国门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护国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袁世凯终于在 1916年 3月 22日下令撤销帝制，但却又把住总统位置不放。护国军继续斗争，护国起义各省并于 5月 8日联合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为军务院副军长。袁世凯倒行逆施，众叛亲离。

6月 6日袁世凯病逝，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宗旨的护国战争胜利结束。

护国战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运动。云南和昆明人民为护国战争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来源：昆明信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