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云岭千载岁悠悠，兰台万卷录春秋。云南是诗的远方、梦的故乡，这里风光旖旎、资源丰富，民族和谐、经济发展，在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各族人民辛勤劳作，创造了灿烂的多元文化。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档案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沉淀了光阴的记忆为了展示云南档案文化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云南篇章，“云南档案”微信公众号推出“跟着档案看云南”专栏，通过挖掘云南各级综合档案馆卷帙浩繁的馆藏档案资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开启一段时光之旅。大家可以从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中感受彩云之南的厚重历史，品味红土高原的人文情怀，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以茶换马为核心的商贸通道网络，覆盖滇、川、藏等区域，辐射至南亚、东南亚。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2026年“52个最值得去的地方”榜单中，云南凭“千年茶马古道因现代旅行方式焕发新生”成为中国唯一入选地。在这条千年茶马古道上，以普洱为起点，依托普洱茶资源，沿线古镇、村寨串联起以产销普洱茶为鲜明特色的秘境线路，它蜿蜒在苍茫群山间，穿行于雪山河流之间，连结着中原与边疆，见证了盐茶互市的商贸繁荣，承载了烽火岁月里的家国记忆，更沉淀了各民族 “一心一德”的深厚情谊。从《蛮书》到《普洱府志》，历代文献资料中记载着普洱茶马古道的传奇故事，使我们至今仍能触摸到那些深藏于山岭之间的文明印记。

1887年的普洱府古城（普洱市档案馆馆藏）

古道溯源：盐茶立府，商路初成

普洱一地，既盛产“解腻消食”的茶叶，也蕴藏着“百味之祖”的岩盐。普洱地区在唐代已有较为发达的盐业生产，据《蛮书》记载，当时的威远城（今景谷）内有盐井百余所。为了运输食盐，有了早期的盐道。普洱茶马古道的雏形，正是由盐道与茶路交织而成，并逐渐形成了“盐茶互补”贸易体系，这一格局在唐代已初现端倪。

唐代樊绰《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银生城（今普洱市景东县）作为南诏六大节度之一，是滇南茶叶的重要产区。每年春季，吐蕃马帮沿着“铁桥古道”（今丽江至香格里拉一线）南下银生山区，以藏区药材、金银器皿等物与茶农交换茶叶。马蹄声回荡于山谷间，茶与马的羁绊自此开启。

同一时期，《蛮书》亦载“威远城（今景谷）内有盐井百余所”，足见普洱盐业的兴盛。为运盐而开辟的早期盐道，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基础。马帮运茶返程时，常会驮载食盐销往沿途村寨，“盐茶互济”的贸易模式由此生根，逐渐绵延成一条贯穿经济、维系文化的纽带。

《蛮书》中记载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普洱市档案馆馆藏）

宋代是普洱茶马古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北宋初年，朝廷曾以铜钱向边疆购马，后因部分部族将铜钱熔铸成兵器，对边境安定产生潜在威胁。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朝廷颁令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等物资进行交换，“茶马互市”制度由此确立。为规范贸易，宋朝专门设立“茶马司”，其职责明确为“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西蕃等地对茶叶需求迫切，素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说，茶叶成为中原与西南边疆贸易的核心商品。为便于长途贩运，普洱茶逐渐从“散收无采造法”的松散形态，发展成为紧压成型的形态。其中，沱茶因其便于驮运、方便储存的属性，成为马帮往来贸易中的“硬通货”。

《宋史》中记载的“茶马司”（普洱市档案馆馆藏）

元代是普洱茶马古道体系化成形的重要时期。1253年，忽必烈平定大理国后，在云南设立驿站，共有马站74处、水站4处。这些官方驿道与民间原有的茶盐商道高度重合，盐茶运输因此得以畅通。据《元史·食货志五·茶法》记载，元廷在金齿（今保山）设“茶局”，管理跨境茶叶贸易。随着云南通往缅甸、越南的驿道开通，普洱茶首次成规模远销东南亚，普洱茶马古道的贸易功能从单一走向多元发展格局。

至清代，普洱茶马古道进入鼎盛时期。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设普洱府，并在普洱（今普洱市宁洱县）建立贡茶厂，专门采办贡茶。雍正十三年（1735年），普洱茶名动京师，清政府当年便发出“茶引”三千引（担），普洱一跃成为滇西南茶叶交易集散中心。乾隆元年（1736年），思茅（今普洱市思茅区）设立总茶店，规定客商不能直接进山收茶，须在总茶店交易纳税后方可运出，思茅由此成为连接普洱与西双版纳茶山的中转站。

据《普洱府志》记载，当时每年备办的贡茶，规格包括“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从普洱到京城，马帮驮着用特制竹篓封装的茶叶，翻越横断山脉、横渡怒江与澜沧江，跋涉数月方能抵达。皇室的推崇令普洱茶声名远播，而贡茶制度在采摘、加工、运输等方面的严格规范，也为此后普洱茶的工艺标准化与品牌塑造奠定了基础。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贡茶案册（普洱市思茅区档案馆馆藏）

道光年间，思茅至昆明的古驿道铺设了石镶路面，运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推行“官督商销”的模式规范茶盐交易，形成“以茶易盐、以盐养路”的经济循环。至此，普洱茶马古道沿线商号云集、马帮络绎不绝，成为当时西南边疆最为繁忙的贸易通道。

峥嵘岁月：古道为脉，共守家园

随着近代交通的兴起，传统马帮运输虽日渐式微，但普洱茶马古道的战略价值，却在一次次边疆危机中愈发彰显。它不再只是一条商道，更成为守护疆土、支援抗战的“生命线”。沿途每一寸青石板，都深深烙印着一段段家国记忆。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签订后，法国迫使清政府在思茅设立海关，意图垄断贸易并征收厘金。为摆脱控制，众多普洱茶商转至佛海（今勐海）设庄制茶，并依托古道开辟多条深山秘道。据《思茅厅志》记载，抗法期间，普洱各族民众自发组成临时马帮，沿茶马古道将粮草、药材等物资悄然运抵边境军营。为避开法军巡查，马帮常穿行在悬崖峭壁之间，其间不乏伤亡。

1934年，英军入侵云南西南边陲资源丰富的班洪、班老地区，强行开采矿砂，当地佤族民众奋起抵抗，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爆发震惊全国的“班洪事件”。据《云南通史》记载，普洱马帮首领岩帅亲率队伍，赶着百余匹骡马，在没有道路的深山密林中开辟出一条临时通道，将弹药和粮食送到抗英的佤族村寨。途中屡遭英军伏击，但马帮伙计无一退缩，用生命守护边疆安宁和国土完整。

清代的思茅海关（普洱市档案馆馆藏）

抗战时期，普洱茶马古道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942年日军进犯佤山，佤山抗日自卫总队驻防澜沧、孟连、沧源一带，茶马古道随之成为人员集结、物资转运的重要通道。同时，普洱茶出口创汇成为支持抗战的重要财源，众多商帮借道古道将茶叶运往东南亚，再将国外援华物资运回国内。据档案记载，当时仅思茅地区就有数十支马帮参与运输，规模最大者拥有骡马数百匹。这些马帮日夜兼程，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量物资，用马蹄踏出了一条“国际补给线”。

至解放时期，茶马古道更成为支撑革命事业的“交通网”。据《中共普洱地方史》记载，民运工作团依托古道深入村寨开展工作，各族群众主动担任向导、捐献粮食、支援马队，形成“马帮跟党走，古道传真理”的局面。

文脉赓续：精神传承，联结同心

如今，马帮铃铛声虽已远去，茶马古道留下的印记却依旧清晰。在宁洱县那柯里，青石古道上仍留存着深逾3厘米的马蹄坑，那是数百年间驮着货物的骡马日复一日踩踏出的凹痕。景东县的风雨廊桥木雕上，依然生动刻画着茶盐交易的繁忙场景。据统计，普洱市保存较完整的茶马古道路段至今仍有约177公里，沿途散布着140余段（处）遗址遗迹、20余座风雨桥和30余座传统村落。2015年，“茶马古道源头地理标识”在宁洱县茶源广场正式落成。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普洱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宁洱县那柯里小镇

景迈山的早晨

普洱茶马古道所承载的，远不止物资流通的往昔记忆，更是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一心一德、团结奋斗的生动见证。1951年元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洱专区26种民族（含支系）代表和党政军代表在宁洱红场，歃血盟誓、刻石铭志，共同立下了“民族团结誓词碑”。这座碑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它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重诺守信的高贵品质和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边疆儿女“一心跟党走”的政治品格。

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

今天的普洱茶马古道，早已不只是一段交通遗迹。它如同一条深远的精神纽带，将厚重的历史记忆、独特的文化传承与深沉的家国情怀紧密相连。那些沉睡在档案深处的往事，那些留存在青石板上的马蹄印痕，那些融入血脉的团结坚韧，都在无声而有力地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同心共筑、携手前行，续写新的篇章。

普洱市主城区鸟瞰图（图源：普洱发布 摄影 王承吉）

供稿：普洱市档案馆 李海洋

文中图片由普洱市档案馆提供